01 最近关注到两篇网络文章，一篇主张要批评学者的观点时应当全面理解，而非断章取义或激烈反对，另一篇则指出“张丹丹不需要为自己的观点道歉”。这两篇文章均围绕北大国发院教授张丹丹最近表述的“灵活就业其实是一种福利”展开讨论。尽管这些观点得到少数人的认同，更多的声音则十分尖锐，称她为“黑板经济学家”，甚至反问“何不食肉糜”；还有人提议北大应当给她一个灵活就业的身份。我观看了相关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和朋友的评论，感到不太可能那么多人（包括一些严谨的学者）能够误解或片面理解张教授所表达的真正意图。在那场《财经》主编王波明与姚景源和张丹丹的访谈中，讨论的主题是关于174万亿存款的背景，谈及人们为何不愿意消费。主持人提到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亿，询问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张教授回应道：“我们常常认为正规就业更优，而非正规就业则缺乏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尽管我们有固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和五险一金的保障，这其实是以时间与自由为代价。灵活就业者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因此他们在社保等方面的保障自然会较弱。反之，固定工作的稳定福利是以时间和自由为交换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灵活就业没有好处。” 她进一步问道：“既然你自己管理自己，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单位为你支付社保？国家或政府为何要为你支付这么多资源？”当王波明追问“灵活就业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吗？”时，张丹丹也承认，部分人确实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但多数人则是因为找不到带合同和社保的稳定工作而被迫如此。由此引发的争论，超出灵活就业是否自由、失业者是否应有保障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更深层的思考。

02 三年前，张丹丹曾因一次发布的研究引发广泛舆论关注。彼时，她作为副教授在论文中对青年失业率进行了另类的研究，认为官方统计只覆盖积极寻找工作的青年，而她将约1600万既不上学也没有求职的年轻人计入失业人数，得出了一个高得多的失业率，相较于国家统计局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当月为19.6%），她的结果显然存在显著差异。张丹丹的研究领域涵盖劳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关注弱势群体的福利、社会变迁及制度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以及灵活就业与人工智能的劳动市场课题。通过她发表的研究及各类文章，我们能看到她对灵活就业的长期跟踪调研，曾提出政府及平台企业应共同合作为灵活就业者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等建议。然而，如今身为教授与副院长的她，却宣称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让很多人对她的研究产生了疑惑，难以理解这种转变。

03 根据学术界的定义，灵活就业人员是指未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并因而获得薪酬的人群，例如自由职业者和各类新兴工作者等。自2021年5月人社部一位官员公开揭示灵活就业人数已达2亿后，该群体不断扩张，有预言称今年可能达到3.2亿人。随着规模的增长，灵活就业者的构成也愈加复杂。然而，张丹丹及许多学术研究却往往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庞大、迅速增加的新兴群体，是否反映了正常的经济现象？非标准就业者占据四成的庞大比例，劳动力市场结构如此粗暴的变化，很可能并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追求自由。假如大量个体劳动者陷入收入不稳定，得到的所谓“自由”难道不是一份遭受贬值的奢侈品吗？许多研究与政策制定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盲点也愈发明显。

04 令人遗憾的是，灵活就业如今犹如一个收纳容器，许多刚刚从高校或职业院校步入职场的年轻人被冠以不同的名目，包括自主创业、内容创作、承接项目等，而这种现象逐渐延伸至更年长的个体。当面临消费下降、购票、旅游业和零售业等硬数据时，整体经济的疲软立马显露无遗。所谓灵活就业，实际上复杂得让人困惑。今年6月我曾提到，在当今中国，非标准工作的特殊含义在于灵活与自由的背后，常常伴随着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