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季，解放军在豫西战场上成功俘获了一名国民党将领，他身体消瘦，瘾君子相貌特征明显。押送时，士兵们迅速识别出他是孙殿英，一个因盗掘清东陵而声名狼藉的人。这个消息传到刘伯承耳中时，有人主张按照战场常规处理他，然而刘伯承却坚决表示不能杀掉孙殿英，理由是他曾经对八路军有所帮助，不能抹去这段历史。听到这番话，大家心生疑惑——一个因盗墓而臭名远扬，后来又投靠日军的角色，怎么会和八路军有过交往？这个被许多人遗忘的故事，实际上发生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光。

孙殿英生于1889年，家境贫寒的他早年间游荡于江湖，依靠与军阀结盟逐渐在动荡的年代站稳脚跟。他身世虽不显赫，基础也不稳固，但他善于观察形势，懂得及时变换立场。这样的性格使他在军阀混战中屡次升迁，却也让他难以获得他人的真心信任。1928年，他驻扎于蓟县，借军事演习的机会封锁清东陵，并炮轰陵寝，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在盗墓后，他心生恐惧，立刻销毁证据，同时四处安置部分掠夺的珍宝。清东陵被盗的消息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愤慨，但由于各种势力相互制衡，最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孙殿英不是一个彻底的投机者。虽然他在军队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现实主义，尽量避免白白牺牲生命，但在面对敌人时也并不手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日军展开的斗争虽然并不彻底，但他在与八路军的关系上显得谨慎。面对蒋介石的命令，他并未完全追随，深知八路军在根据地作战上有诸多优势，因此选择了不轻易开战。曾有旧友劝他：“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何必和八路军拼个不可开交？”而他回答：“军饷在别人手里，话不能说得太直。”这句话反映了他的微妙处境，虽然他并非坚定的抗日将领，也不愿直接投附共产党，但在行动上他通常留有余地。

1939年，随着太行地区抗战的愈加紧张，孙殿英与根据地的接触逐渐增多，双方在关键时刻形成了不攻击的默契。他的部队向八路军提供了一些弹药和物资，对于当时弹药匮乏的八路军而言，虽数量有限，却意义重大。这便是刘伯承所称的“有恩”。虽然这份帮助并不能改变战局，也无法洗清孙殿英后来投敌的罪责，但确实在那一时期减轻了八路军的压力。

然而，孙殿英后来选择了合作于日军，成为伪军，遭到各方的唾弃，政治信誉彻底破产。虽然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仍然有过接触，但他总体上走向了另一条道路。1943年，在河南一带活动的他投降了日军，并协助他们处理抗日力量，这一选择让他在抗战结束后无人问津。只是在某些私人关系中，他仍然保持了一丝人情，比如曾为地下工作者王定南担保，帮助其脱离险境。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孙殿英再次被俘。对于这样一位声名不佳、罪责复杂的将领，该如何处理确实引起了争议。士兵们对他强烈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刘伯承的考量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他认为对于俘虏应当有尺度，清算罪责的同时要分清不同情况，不应因为过去的一次错误而抹去所有的善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殿英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因多年来吸毒而导致的健康问题，使他在羁押期间饱受折磨。解放军在他被俘后为其提供了治疗，但他的病情未见好转。不幸的是，孙殿英于1947年去世，享年58岁。这个曾用炮火打开清东陵的将领，最终没有重回军政舞台，而是以复杂的身份和经历离开了人世。刘伯承的那句“不可杀”，并非是在为他辩护，这实际上反映了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有罪应受罚，但同时也应认清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作为。历史的面貌复杂而多元，孙殿英的经历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点。